提高烟草税和价格通常被认为是行政生产成本较低的最有效的烟草控制政策，但由于烟草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这一政策也难以实施。据财新网记者报道，预计中国将加快烟草加税的进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室前主任杨公焕刚刚在一次研讨会上声称，中国的烟草控制法律落后，措施无效。2012年，官网发布的《中国控烟规划(2012-2015)》提出制定国家禁烟条例，将儿童吸烟率从2010年的11.5%逐步降低到8.5%，将儿童吸烟率从28.1%降低到25%。但杨公焕的回应并不悲观。她说:“前两年没有任何结果，在禁止烟草和电视广告、赞助和宣传、国家公共场所禁烟法等方面也没有大的突破。今天的日期只剩下一年零一周了”。
然而，已经冷了几年的烟草加税法案，在近期的个人税收筹划上有了新的进展。10月22日，烟草组织和控烟人士召开外部研讨会，深入探讨税率问题，达成部分共识。
在这次旨在增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研讨会上，两国讨论了在卷烟税率计算上的意见分歧。两国共同计算了中国烟草税的实际税率，低于烟草组织计算的税率。控烟研究人员对此持悲观态度，称只有就实际卷烟税率达成一致，才能确定加税的必要性和幅度，才能形成准确的控烟决策人。
“这是两个唱反调的国家第一次坐下来说话。这需要很大的热情，而且很难得到。”从事烟草税研究20多年的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胡德伟告诉《财新》记者。
“卷烟税控”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高卷烟消费税税率，从而提高卷烟价格，降低产量。据胡德伟测算，每包烟税增加1元，将引导410万人用药，挽救100万人的个人税收筹划精神，增加中央财政税收854亿元。而且因为医保群体价格需求刚性低，加税可以鼓励群体少吃药或者少抽烟，个人税收筹划省留下的费用可以增加基础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
中国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的《国际控烟体系建设公约》已有多年。然而，吸烟率和烟草周转率都没有下降而是上升，烟草控制排名在所有缔约方中下降了大约20%。到目前为止，中国卷烟的零售价格和税率都低于国际标准。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内部空涨价比较小。
在2014年10月15日于圣彼得堡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公约缔约方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
应该占烟草加工零售价格的70%以上。
10月13日，就在发布会之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求是出版了一本名为《信息化》的书
试点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其中提出:“完善消费税制度。改变消费税征收范围，改善税率结构，改革征收程序和收入分配，增强消费引导和调节的基本功能。"
这一表述被控烟人士视为改变烟草消费税的一个信号，因为去年在CPPCC的招待会上，楼继伟曾经说过，关于消费税，“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来自制造程序，来自批发和批发程序。可以征收消费税。例如，烟草在制造项目中征收，烟草消费税也在接近批发的批发项目中征收。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中国目前的卷烟税率有多高，关系到未来的内部空加税，这是第一个被发现的难题，也成为烟草专卖局和控烟人士争论的话题。
烟草局认为中国的卷烟税率“已经接近60%”。据其测算，2013年中国卷烟总产值为13728亿元，今年烟草行业综合税率超过8000亿元。因此，中国卷烟的综合税率为59.5%，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70%”国际标准。因此，烟草局认为，烟草行业承担的税收负担已经很重，继续加税弊大于利。
不过，控烟行业采用的税率与烟草专卖局相若。据世卫组织烟草税模拟项目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郑融计算，2011年我国流转税占零售价格的46%，而胡德伟等研究人员计算的具体税率约为40%。这个论点和司法部财政司司长白敬明的计算结果一模一样，白敬明得出的税率也是40%。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金平及其团队的论文也与公共卫生和税收制度达成了一致。赵金平说:“烟草税的国际中线占60%-70%，也就是税收占整个零售价格的比例。我们今天45%-50%，有10比20的比例差。”
胡德伟告诉《财新》记者，卷烟税率到底是烟草局坚持的“59.5%”还是学术界计算的“40%-46%”。意义大相径庭，选择了两种态度。烟草局高估了税率。“领导看了会觉得已经极高了。如果不适合个人税收筹划，就应该发火，重新加税，这样会扭曲决策。”。但如果采用40%-46%的论点，则更能体现加税的紧迫性。
卷烟实际税率是多少，是否提高烟草税？控烟派和烟草政府天天高喊个人税收筹划空，毫无争议。在控烟方看来，提高烟草税可以实现双赢(即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税收，烟草中小企业增加收入，公民减少吸烟)，而烟草局则认为提高税收会增加医疗保险的吸烟负担，导致烟草毒品贩运过多，中央政府税收流失，烟草行业大量失业人员。两国很难达成协议。
但在10月22日的研讨会上，根据在场研究人员倡导的国际标准(个人税收筹划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在剔除消费税以外的税种后，烟草局的人还计算出卷烟税率为50%，这与胡德伟、郑融等研究人员的论点相当接近，与此前烟草局所持的“接近60%”的说法也有很大不同。
对于原因，胡德伟解释说，烟草专卖局在此之前计算过综合税，包括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城市可持续发展税、高等教育税等。，而计算国际车辆流量的国际标准只计入消费税，因为消费税以外的税种必须与零售价格挂钩，而零售价格是对顾客行为最直接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烟草公司给工人盖房子要交税。这个税怎么算？”
如果把综合税当成一个原子，它的价值是极其巨大的。乘以总产值，算出来的税率当然更高，而消费税的有效范围更小，所以算出来的税率自然更大。“这发现了意见的分歧。”两国确认，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计算的有效范围，中国烟草加工的具体税率在40%-46%之间。
但中国烟草行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加过一次税了。自2009年5月以来，中国大幅提高了卷烟消费税。在保持卷烟配额税率(0.003元/支)的基础上，甲类和甲类卷烟的比例税率分别从45%和30%提高到56%和36%。同时，对批发项目征收两种从价税。
“但在增税后的第二天，烟草局回应称，由于外部排放税率的变化，生产成本会增加，零售价格不会发生变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姜媛透露，这是“不涨价的增税”。烟草业以牺牲自身利润为代价榨干了加税，以保证零售价不涨，销量不减。2008年和2010年，每日吸烟需求保持在16支，完全没有变化。烟草行业依靠专卖制度对零售价格的强大弹性，使得税收价格不挂钩，使得“以税控烟”的视觉效果非常差。
所以胡德伟强调，税收只是一种机器，控烟的关键是零售价格。增税必须体现在涨价上，即实现税价联动，这是我国控烟最有效的政策。
